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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危險”:關系黨生死存亡的現實威脅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龔 云
建黨90年,我們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贏得了億萬中國人民的衷心愛戴。在成績面前,在喝彩聲中,我們應該保持冷靜的頭腦,清醒地認識到我們黨存在的嚴峻問題。胡錦濤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鄭重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更為緊迫。胡錦濤總書記的講話,表明了我們黨居安思危,反映了黨的高度憂患意識。“四大危險”,是關系黨生死存亡的現實威脅,值得全黨高度重視,并采取得力措施堅決排除掉。
一、精神懈怠的危險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不斷與時俱進,體現了改革創(chuàng)新的精神。正是依靠這種不斷進取的精神,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偉大的成績。但是,我們要看到,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黨內存在著精神懈怠的嚴重危險。精神懈怠的危險主要表現為:
第一,理想信仰的缺失。
共產黨人的最高理想就是實現共產主義。具有共產主義信仰是中國共產黨區(qū)別于資產階級政黨的重要特征。毛澤東同志早就說過,黨是“主義的結合體”,“中國自有科學的共產主義以來,人們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國革命也改變了面目。……現在的世界,依靠共產主義做救星;現在的中國,也正是這樣。”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無數革命先烈為了共產主義信仰,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革命烈士夏明翰就義前毅然寫道:“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方志敏烈士斬釘截鐵地表示:“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因為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鄧小平同志總結革命經驗時指出,“為什么我們能夠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奮斗出來,戰(zhàn)勝千難萬險使革命勝利呢?就是因為我們有馬克思主義信念,有共產主義信念。”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分析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原因時說:“共產黨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成員對它的事業(yè)抱有無私的獻身精神,可悲的是某些國民黨員缺乏這種精神。”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念,是革命力量的源泉,是革命事業(yè)成功的基本保證,不論在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淡化、削弱或丟掉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念,否則,革命事業(yè)就會遭受挫折,甚至會走上邪路。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時期,堅持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念,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問題。正如江澤民同志指出的:“物質貧困不是社會主義,精神空虛也不是社會主義。”一個沒有信仰、思想空虛、精神萎靡的人,是不會有高尚的追求的,是很容易被各種邪惡勢力引入邪路的。“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作為共產黨人,更應該有高尚的追求,如果沒有精神、理想和信仰的支持,就會庸庸碌碌、無所作為,就不配共產黨員的稱號。
從當前黨內的實際狀況看,一些人認為共產主義是虛無縹緲的“烏托邦”,對馬克思主義信仰不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缺乏信心。信仰缺失、意志衰退、精神不振,但求眼前實惠、缺乏遠大理想的現象,在一部分黨員干部中比較嚴重。因為缺乏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一些黨員就喪失了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政治品格,成為金錢的奴隸,權力的俘虜,倒在美女的石榴裙下。
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追求,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凝聚力的源泉。高于合理利己主義的共同理想則是我們事業(yè)順利發(fā)展的根本保障。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中國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要發(fā)展社會主義經濟,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沒有理想是不行的,沒有紀律也是不行的。”“共產主義的理想是我們的精神支柱”。中國共產黨人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信徒,應該像馬克思一樣崇奉:“那些為共同目標因而使自己變得更加高尚的人,歷史承認他們是偉人;那些為最大多數人們帶來幸福的人,經驗贊揚他們?yōu)樽钚腋5娜恕?rdquo;
第二,革命精神的衰退。
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形成了一種堅忍不拔、百折不撓、無私奉獻、誓死前進的革命奮斗精神。“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就是這種精神的寫照。在1998年的偉大抗洪斗爭中,江澤民同志把這種革命精神進一步概括成“萬眾一心、眾志成城、不怕困難、頑強拼搏、堅忍不拔、敢于勝利”的精神。這種革命的奮斗精神,是我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yè)成功的重要保證,是我們過去、現在和將來排除千難萬險的重要精神動力。革命意志永不衰退,是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的重要特征。
在長期執(zhí)政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面臨的一個重大的歷史性考驗,就是可能被勝利沖昏頭腦,喪失革命者的高尚品格,革命意志衰退,驕傲、官僚化,以至動搖、腐化和墮落。
現在一些黨員認為,革命精神適合于革命戰(zhàn)爭時期,在和平發(fā)展時期已經不合時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更是過時了。所以這些人革命精神嚴重衰退。
近些年來,一些人把革命精神說成是假話、大話和空話,說成是一種過激的思想和行為,少數人甚至把一切革命都說成是壞事,聲稱要告別革命、躲避崇高。這樣一種消極的、頹廢的、沒落的思想,對不少黨員產生了不好的影響,腐蝕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斗爭意志,破壞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對于這種錯誤思想,應該像鄧小平同志指出的:“我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已經堅持用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指導整個工作;用共產主義道德約束共產黨員和先進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個人服從組織’,‘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F在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期,有些人居然對這些莊嚴的革命口號進行‘批判’,而這種荒唐的‘批判’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抵制,居然還得到我們隊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個有黨性、有革命性的共產黨員,難道能夠容忍這種狀況繼續(xù)下去嗎?”
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已經成為歷史。但是在革命斗爭中形成的革命精神,是共產黨人的本色,永遠是共產黨人的重要標志。在和平建設時期,共產黨人應該像毛澤東同志要求的,“我們要保持革命戰(zhàn)爭時期的那么一股勁,那么一股革命熱情,那么一種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只要你還能工作就多多少少應當工作。而工作的時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熱情,就要有一種拼命精神。有些同志缺乏這種熱情,缺乏這種精神,停滯下來了。這種現象不好,應當對這些同志進行教育。”
對共產黨人來說,“成千上萬的先烈,為著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吧!” “共產黨人要具有無產階級革命的徹底革命精神,不為名,不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為革命,一心為人民,完全、徹底地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務。對革命無限忠誠,為人民鞠躬盡瘁。”
江澤民同志說過:“我們今日為之奮斗的建設事業(yè),是老一輩革命家開創(chuàng)的革命事業(yè)的繼續(xù)。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任何時候都不能渙散革命意志,懈怠奮斗精神。” 第三,艱苦奮斗精神的淡忘。
艱苦奮斗是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是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傳統(tǒng),是我們黨保持同人民群眾密切聯系的一個法寶,也是一個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必須具備的政治素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如果不提倡艱苦奮斗、勤儉建國,只想在前人創(chuàng)造的物質文明成果上坐享其成,貪圖享樂,不圖進取,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民族、這樣的政黨,是毫無希望的,沒有不走向衰落的。這些年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在黨員隊伍和干部隊伍中有滋長蔓延之勢,艱苦奮斗的優(yōu)良作風在一部分黨員、干部那里被淡忘了,在少數人那里甚至被丟得差不多了。
大量事實表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能不能堅持發(fā)揚艱苦奮斗的優(yōu)良作風,能不能經得起權力、金錢、美色的誘惑,對每個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是一個現實的考驗。我們講艱苦奮斗,當然不是要人們去過清教徒式、苦行僧式的生活,也不是要否定合理的物質利益,而是要大力提倡艱苦奮斗、自強不息,與時俱進、開拓創(chuàng)新的精神,要求每個黨員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越是改革開放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越要弘揚艱苦奮斗的精神。即使將來我們的國家發(fā)達了,人民的生活富裕了,艱苦奮斗的精神也不能丟。那種認為艱苦奮斗是老一套、已經過時了的想法是錯誤的,也是很有害的。
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集體始終高度重視保持和發(fā)揚艱苦奮斗傳統(tǒng)。
1949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講話中指出:“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來碰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赡苡羞@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炮彈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后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我們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yōu)良作風。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同志多次要求全黨同志和領導干部要堅持艱苦奮斗。他說:“要使全體干部和全體人民經常想到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但又是一個經濟落后的窮國,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斗的時間。”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同志一再告誡全黨:“中國搞四個現代化,要老老實實地艱苦創(chuàng)業(yè)。我們窮,底子薄。教育、科學、文化都落后,這就決定了我們還要有一個艱苦奮斗的過程。”他還說:“艱苦奮斗是我們的傳統(tǒng),艱苦樸素的教育今后還要抓緊,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們的國家越發(fā)展,越要抓艱苦創(chuàng)業(yè)。提倡艱苦創(chuàng)業(yè)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敗現象。”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江澤民同志反復強調全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永遠艱苦奮斗。1997年,江澤民同志指出:“黨的性質和肩負的歷史使命,決定了我們艱苦奮斗的本色。實現黨的崇高理想需要經過長時間的奮斗,廣大黨員和干部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都要發(fā)揚艱苦奮斗精神,永不停步地前進。”2001年11月,他到河北考察工作時,再一次要求全黨同志堅持“兩個務必”,指出:“要結合新的實際在全體黨員干部中開展堅持‘兩個務必’的教育,使全黨同志在日益復雜的國內外環(huán)境中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扎扎實實地為國家和人民工作。”
十六大以后,胡錦濤同志號召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干部堅持發(fā)揚艱苦奮斗的優(yōu)良作風。2002年12月6日,他在西柏坡學習考察時說:“我們必須始終謙虛謹慎、艱苦奮斗。”“一個沒有艱苦奮斗精神作支撐的民族,是難以自立自強的;一個沒有艱苦奮斗精神作支撐的政黨,是難以興旺發(fā)達的。”“我們黨是靠艱苦奮斗起家的,也是靠艱苦奮斗發(fā)展壯大、成就偉業(yè)的。沒有艱苦奮斗,就沒有我們黨今天的局面。艱苦奮斗作為我們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作風,作為我們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政治本色,是凝聚黨心民心、激勵全黨和全體人民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共同奮斗的強大精神力量,是我們黨保持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一個重要法寶。”
革命先烈方志敏在《清貧》一文中說:“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zhàn)勝許多困難的地方!”清貧,是革命者的階級本色,無論在革命成功前的清貧生活中,還是在革命成功后比較富裕的生活中,清貧思想都是革命者純潔革命品德和保持革命精神的原動力。當然,清貧生活本身不是革命的目的,革命的目的是追求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富裕生活。但是,革命者追求的富裕,是人民大眾的共同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否則革命就失去了意義,革命者就失去了生活的理想。共產黨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通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共產黨人應該先讓群眾富裕起來,自己先行致富也是為了帶動和幫助群眾致富。
共產黨人應該以實現理想為樂,以不能實現理想為苦。馬寅初先生說過:“革命者的最大快樂,是為革命的理想而奮斗,是革命理想的實現。” 共產黨人應像方志敏烈士所說的那樣:“我們是為著主義的信仰,階級的解放,抱定了斗爭到底的決心,所以生活雖然痛苦,而精神還是非常愉快的。愈艱苦,愈奮斗!愈奮斗!愈快樂!” 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是中華民族自尊、自主、自強的基本立足點。共產黨人應該保持艱苦奮斗的本色,堅持勤儉建國、勤儉辦一切事業(yè)的方針,反對浪費,堅決抵制鋪張排場、奢侈揮霍、紙醉金迷。
第四,停步不前情緒、驕傲自滿情緒的滋長。
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已經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經濟大國。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少數中國人已經率先富起來,可以過與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富人一樣的生活。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得到了世界的喝彩。在這種情況下,黨內一些人出現了驕傲自滿的情緒,出現了停步不前的情緒,喪失了進取精神。這種情緒雖然只存在于少數人中,但卻對黨內、對社會具有很大的負面影響。
共產黨人應該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但卻不能自滿,決不能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因為我們現在取得的成就離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還很遠,現有的成就也是不平衡的,與發(fā)達國家相比相去甚遠。我們應該繼續(xù)保持昂揚進取的精神,為了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為了建成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終身。
為了防止黨內精神懈怠,就應該像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初期指出的:“毛澤東同志說過: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在長期革命戰(zhàn)爭中,我們在正確的政治方向指導下,從分析實際情況出發(fā),發(fā)揚革命和拼命精神,嚴守紀律和自我犧牲精神,大公無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壓倒一切敵人、壓倒一切困難的精神,堅持革命樂觀主義、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精神,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搞社會主義,實現四個現代化,同樣要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大大發(fā)揚這些精神。如果一個共產黨員沒有這些精神,就決不能算是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不但如此,我們還要大聲疾呼和以身作則地把這些精神推廣到全體人民、全體青少年中間去,使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為世界上許多精神空虛、思想苦悶的人們所羨慕。”
二、能力不足的危險
我們黨成為執(zhí)政黨,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加強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是時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執(zhí)政能力建設是黨執(zhí)政后的一項根本建設。黨的執(zhí)政能力,就是黨提出和運用正確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領導制定和實施憲法和法律,采取科學的領導制度和領導方式,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經濟和文化事業(yè),有效治黨治國治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本領。黨的幾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領導全黨緊緊圍繞提高領導水平和執(zhí)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這兩大歷史性課題,著重從思想和作風、體制和機制、方式和方法、素質和本領等方面加強和改進黨的執(zhí)政能力,在駕馭市場經濟、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應對國際局勢和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等方面,有了很大提高,有力地推動了黨和國家事業(yè)的發(fā)展。
總體來看,黨的執(zhí)政能力同黨肩負的重任和使命是適應的。進入新世界新階段,國際局勢發(fā)生深刻的變化,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繼續(xù)在曲折中發(fā)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各種矛盾錯綜復雜,敵對勢力對我實施西化、分化的戰(zhàn)略圖謀沒有改變,我們仍面臨發(fā)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等方面占優(yōu)勢的壓力。我國改革發(fā)展處在關鍵期,既面臨戰(zhàn)略機遇期,也面臨矛盾突發(fā)期,社會利益關系更為復雜,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面對新形勢新任務,黨存在種種能力不足:
一些黨員、干部忽視理論學習、學用脫節(jié),理想信念動搖,對馬克思主義信仰不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缺乏信心;一些領導班子整體作用發(fā)揮不夠,推動科學發(fā)展、處理復雜問題能力不夠,思想理論水平不高、依法執(zhí)政能力不強、解決復雜矛盾本領不大;一些地方和部門選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等問題屢禁不止;一些黨組織貫徹民主集中制不力,有的對中央決策部署執(zhí)行不認真,有的對黨員民主權利保障落實不到位;一些黨員干部法治意識、紀律觀念淡?。灰恍╊I導干部宗旨意識淡薄,脫離群眾、脫離實際,不講原則、不負責任,言行不一、弄虛作假,鋪張浪費、奢靡享樂,個人主義突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嚴重;一些基層黨組織戰(zhàn)斗堡壘作用不強,有的軟弱渙散,有的領域黨組織覆蓋面不廣,部分黨員黨的意識淡化、先鋒模范作用不明顯;一些領域腐敗現象易發(fā)多發(fā),一些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中發(fā)生的腐敗案件影響惡劣。這些問題嚴重削弱黨的創(chuàng)造力、凝聚力、戰(zhàn)斗力,嚴重損害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嚴重影響黨的執(zhí)政地位鞏固和執(zhí)政使命實現,影響黨的執(zhí)政成效,關系黨的前途,必須引起全黨警醒,抓緊加以解決。
在機遇和挑戰(zhàn)并存的條件下,我們黨要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繼續(xù)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tǒng)一,必須大力加強執(zhí)政能力建設。這是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興衰成敗、關系中華民族前途命運、關系黨的生死存亡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戰(zhàn)略課題。無產階級政黨奪取政權不容易,執(zhí)掌好政權尤其是長期執(zhí)政好政權更不容易。黨的執(zhí)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我們必須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執(zhí)政黨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更加自覺地加強執(zhí)政能力建設,始終為人民執(zhí)好政、掌好權。當前,國內外形勢總體上對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yè)比較有利。全黨要抓住機遇、銳意進取,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把黨的執(zhí)政能力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三、脫離群眾的危險
作為一個為人民群眾謀福利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與人民群眾的魚水關系是中國共產黨的最大優(yōu)勢和光榮傳統(tǒng)。毋庸諱言,我們黨現在存在嚴重脫離群眾的危險,黨群關系方面出現了疏離化,甚至出現了沖突化。
一些黨員沒有代表群眾利益,甚至與群眾爭利。一些黨員違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宗旨,尋求自己的私利,引起了群眾的惡感。個別群眾甚至提出,“一個要實行社會主義的政權,實際上連資本主義都不如,這是共產黨執(zhí)政最對不起人民的地方,也是最失民心和最不邀人原諒的地方。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黨的主義與政策,完全與執(zhí)行政策的人的利益相沖突。”一些群眾還拿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相比較,說目前的中國共產黨與解體前的蘇聯共產黨非常相似。1990年6月《西伯利亞報》針對“蘇共在蘇聯社會中的作用”為題進行的一份民意調查說明,當人們被問及“你認為蘇共的政策代表誰的利益時”,回答代表蘇共黨員的人占被調查人數的11%,回答代表全體人民的只占7%,回答代表工人階級、農民、知識分子的均為2%,而回答代表黨的機關工作人員的竟占到了85%,還有13%的人回答除此之外的“其他集團”。 蘇聯部長會議原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在總結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原因時,十分痛心地說:“是黨的領導者們,正是他們背叛了黨,出賣了國家和人民。” 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大衛(wèi)?科茲在剖析蘇共當權者為什么大肆鯨吞公有資產時說:“蘇聯精英分子的物質利益雖然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營者相比,他們在物質上所享受的特權也就相形見絀了”;“在蘇聯體制下,社會上層和底層之間的收入差別,比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差別要小得多”,“在蘇聯體制下,最高領導人的工資比一般產業(yè)工人高出8倍”,“大企業(yè)的總經理的報酬大約是一般產業(yè)工人的4倍”,而美國高層精英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150-400多倍;“在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下,通過的合法途徑積累物質財富幾乎是不可能的。積累了物質財富的蘇聯領導人總是擔驚受怕,唯恐有一天被人發(fā)現或被起訴”,因此,“蘇聯體制的瓦解”,“源于其自身的統(tǒng)治精英對個人利益的追逐。” 少數黨員不爭人民的利益,而爭自己的私利,這是脫離群眾的根本原因。
一些黨組織和黨員作用退化,基層黨組織為群眾服務意識和能力下降,黨員在群眾心中地位下降。個別群眾甚至認為:“今天的黨員太不把自己當人了!小焉者只要有一個位置,便坐以待‘幣’;大焉者無非爭權奪利,很少為民族國家想的。”
由于以上原因,造成黨在群眾中的地位下降,失信于民,與民爭利,黨群出現了心理鴻溝和利益沖突,群眾對黨的感情疏遠,呈現政治冷淡傾向,對黨的認同度下降。 20世紀四十年代后期國民黨存在的問題值得我們以史為鑒。其時國民黨內流行一首順口溜:
黨離黨員,黨員離黨;黨離民眾,民眾離黨;
上層有黨,下層無黨;都市有黨,鄉(xiāng)村無黨;
做官有黨,做事無黨;為私有黨,為公無黨;
空談有黨,實行無黨;黨外有黨,黨內有黨;
黨的頭大,黨的腳??;黨的名存,黨的實亡。
由于黨與黨員脫節(jié),黨與民眾疏離,國民黨不僅缺乏社會基礎,甚至缺乏黨員基礎。大多數黨員只是掛名黨員,與黨組織不發(fā)生關系,只見黨部活動,不見黨員活動。黨成了少數辦黨吃黨飯的人的黨,而不是黨員的黨。這種狀況是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重要原因。國民黨在大陸垮臺的教訓,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重視。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共產黨人的根本宗旨。毛澤東同志說過:“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其他許多問題也就不易解決。”只有從人民利益出發(fā),只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才不會脫離群眾,與群眾打成一片。作為共產黨人,應該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那樣:“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如鄧小平同志所說的那樣:“為了國家和集體的利益,為了人民大眾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覺悟的先進分子必要時都應當犧牲自己的利益”;像江澤民同志要求的:“作為共產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要認真學習和正確理解鄧小平同志的有關論述,處理好‘先富’和共同富裕的關系,在工作中要時刻想到還沒有富裕起來的地區(qū)和群眾,千方百計幫助他們富裕起來;在個人生活上,要先天下之優(yōu)而優(yōu),后天下之樂而樂,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如果以為黨和政府鼓勵一部分地區(qū)、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自己就可以不擇手段地撈錢,損害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有了錢就可以花天酒地、縱欲無度,那就大錯特錯了,那就沒有一點共產黨員的氣味了。”
我們從事的是革命先烈未竟的事業(yè)。毛澤東同志指出,“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而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里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么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么錯誤不能拋棄嗎?”
90年來黨的發(fā)展歷程告訴我們,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是我們黨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以人為本、執(zhí)政為民是我們黨的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集中體現,是指引、評價、檢驗我們黨一切執(zhí)政活動的最高標準。全黨同志必須牢記,密切聯系群眾是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yōu)勢,脫離群眾是我們黨執(zhí)政后的最大危險。我們必須始終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實現好、維護好、發(fā)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使我們的工作獲得最廣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眾基礎和力量源泉。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尊重人民首創(chuàng)精神,拜人民為師,把政治智慧的增長、執(zhí)政本領的增強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創(chuàng)造性實踐之中。要高度重視并切實做好新形勢下群眾工作,堅持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愿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依法保障人民群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項權益。只有我們把群眾放在心上,群眾才會把我們放在心上;只有我們把群眾當親人,群眾才會把我們當親人。各級黨政機關和干部要堅持工作重心下移,經常深入實際、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做到知民情、解民憂、暖民心。要把基層一線作為培養(yǎng)鍛煉干部的基礎陣地,引導干部在同群眾朝夕相處中增進對群眾的思想感情、增強服務群眾本領。要把服務群眾、做群眾工作作為基層黨組織的核心任務和基層干部的基本職責,使基層黨組織成為推動發(fā)展、服務群眾、凝聚人心、促進和諧的堅強戰(zhàn)斗堡壘。
四、消極腐敗的危險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高度重視反對腐敗,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形成了反對腐敗的完整體系,積累了豐富的反對腐敗經驗,取得了反對腐敗的重大成效。同時,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黨內消極腐敗的危險,并沒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消極腐敗的危險,已經成為影響到黨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蘇聯共產黨垮臺時民眾之所以漠然視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腐敗導致蘇共嚴重喪失了人心。
早在1968年11月,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呈送蘇共中央關于青年學生的情緒的報告,在一定程度上就折射出蘇聯青年乃至社會大眾對蘇共的態(tài)度。這份報告在“大學生與黨”部分中認為,“多數學生群中在許多方面把自己和黨對立起來”,同蘇共有“抵觸的情緒”。
報告描繪了黨在當時大學生中的諸多形象:“黨對他們已不是最光明、最先進東西的化身”,“真正有原則的共產黨員很少遇到”,“學生之間談話中毫不客氣地把黨證叫做‘紅色的浮子’”,“赫赫有名的‘列寧主義中央委員會’這幾個詞只能引起譏笑或者憤怒”,“共產黨員既可能是個醉漢,又可能是個淫棍,也可能是個毫無原則的人”,“現階段的黨是升官發(fā)財方便的跳板,但絕不是按照思想觀點而聯合起來的最優(yōu)秀分子的組織”
1945年7月,毛澤東與國民參政員黃炎培交談時,問他的感想怎樣?黃炎培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huán)境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fā)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yǎng)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qū)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fā)展,有的為功業(yè)所驅使,強求發(fā)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huán)境倒更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jiān)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認為: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于公眾,個人功業(yè)欲才不會發(fā)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各級領導干部要牢記,共產黨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只能用來為人民謀利益。行使權力必須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并自覺接受人民監(jiān)督,決不能把權力變成牟取個人或少數人私利的工具。各級干部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勵,講黨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權不謀一己之私,永葆共產黨人政治本色。
90年來黨的發(fā)展歷程告訴共產黨人,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腐敗,關系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是黨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任務依然艱巨。如果腐敗得不到有效懲治,黨就會喪失人民信任和支持。全黨必須警鐘長鳴,充分認識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緊緊依靠人民,以更加堅定的信心、更加堅決的態(tài)度、更加有力的舉措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堅定不移把反腐敗斗爭進行到底。
黨存在的“四大危險”是對我們黨的嚴重挑戰(zhàn),消除“四大威脅”是共產黨人的重大任務。全黨同志要牢記歷史使命,永遠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永遠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勇于變革、勇于創(chuàng)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更加奮發(fā)有為地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創(chuàng)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和中華民族的美好未來!